塔哈的诗与世界上最好看的小老鼠 | 王敖 | 自由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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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的诗与世界上最好看的小老鼠 | 王敖

Original 2017-03-02 王敖 Ao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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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哈晚年的朗诵，像一位患病的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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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哈的诗与世界上最好看的小老鼠

作者：王敖

本文转述一个残酷的故事。巴勒斯坦诗人塔哈·穆哈麦德·阿里朴素有力的诗，他寓言化的个人回忆，他的犹太友人贡献的一部杰出的传记，构成了这个故事的三面像。它们代表不同形态的记忆，在叙事的网罗中跳动着，就像诗篇歌咏的羊羔，寓言里说话的小金鱼，荒野上逃难者的心声——展现出一位诗人，他的民族，以及人类三重的痛苦和与之对抗的尊严。

用塔哈本人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在拿撒勒把小纪念品卖给基督徒游客的巴勒斯坦人。他不是任何人眼里的民族歌手，文化英雄，或诗歌旗帜。他是个穆斯林，但他并不反感他的以色列同行，甚至担心清真寺越多炸弹就会越多。他年轻时挺拔英俊，晚年却骨骼变形，面容也略显怪异，朗诵的时候很像一位患病的巫师。开始时他成名颇难，部分原因竟是他的名字，一位巴勒斯坦小说家叫阿里·穆哈麦德·塔哈，读者不察便造成误会，他却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第一位在西方出版传记的巴勒斯坦诗人。跟更著名的诗歌领袖人物达维什相比，他也许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小人物，或者西方人更愿意看到的，一位发出另类声音的反英雄。读他的故事，感觉类似于重读约伯记，对读者也是一种折磨和考验：不幸的消息接连地打击一位善良的主人公，而最后一位信使最终化身去年的纽约时报，告诉我们这位老诗人已经倒在了病魔的镰刀之下。

年轻时的塔哈

实际上，相比介绍他的生平遭遇，我更希望有机会改变自己，改变我们作为读者的意识——能否离开这个时刻，在任何不属于我们时代的某一天，等待这位诗人跟随商队辗转重译而来，见面的时候从他那里换来几枚古钱，两尊小雕像，留下他的几首诗。毕竟，在我们的时代，把塔哈的故事再讲一遍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一定要这样做，也许它首先意味着心态上的自新。这尤其是因为在中东问题上，我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无意识地当了多年面无表情的看客，媒体上的渲染只能让人更加麻木。在某位巴勒斯坦诗人作品的背后重建一段消亡的历史，就像去远方的森林里扶起一棵被砍倒的树，可供参考的命题是，命运或历史大概会按照什么方式，转身来砍伐我们这些经常心不在焉的观众。

读塔哈诗中那些破碎的记忆，会令人想起西蒙娜·薇依的一个表达，“珍贵的东西，它们的脆弱很美好，因为那正是存在的证据。”对他的人生了解更多的时候，一个相对完整的叙事渐渐出现，它加速过完了诗人的一生，其中的瓦砾和荆棘伤害过作者，刺痛着读者的神经，也让人反观自己存在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塔哈曾多次描绘过他这代人的存在感，这也是他的诗歌底色：

他的情况毫无希望

他的处境

早已是穷途末路。

上帝给他的权力

是扔到大海里的一粒盐。

——《阿布德·阿尔·哈迪抗击超级霸权》

以上帝的名义

他们割开我的喉咙

从一只耳朵割到另一只耳朵

割了一千次了，

每次我滴嗒的血

都来回摇荡，

像绞架上

缢死的人的双脚，

渐渐停下来，

变成一大朵猩红的

锦葵花

——《石油脉管里的血栓》

这种绝望是很多巴勒斯坦诗人都有过的。亡国灭种，破家毁业是他们诗歌里无可避免的主题，甚至是一个既定的前提。达维什和他的同伴萨米·阿尔·夸西姆都写过大量类似题材的诗，但他们广为传颂的作品经常采用别的表达方式。达维什喜欢使用神秘化的自我声音（或者复数的人称）对全民族发言，有江河奔流一般强大的感召力，夸西姆则擅长对敌人进行巧妙的讽刺，在指名道姓的同时并不牺牲诗的含蓄。比如：

我们第一千次，在最后呼吸的一口气上书写。我们去死，

所以它们不会得逞！

我们追逐自己声音的回响。让我们到那里找到一颗月亮吧。

我们为岩石歌唱。让岩石震惊吧。

我们用铁雕刻身体，一条河因此腾起巨浪。

风变换着方向吹向我们。北风和南风，我们喊道：

我们去何处安身？

我们去找神秘的女人询问，关于那些恨不得看我们去死的亲戚。

一只鹰落在我们身上，我们追逐纷繁的梦境。让我们

找到它们吧。它们高飞在我们背后，并在此找到了我们。无处可逃！

我们活着我们的死。这半死就是我们的胜利。

——达维什，《风变换着方向吹向我们》

将军的桌子上有个花瓶。

花瓶里有五朵玫瑰。

将军的坦克有五个枪口，

坦克下面有个五岁小孩，

还有一朵玫瑰。

将军的肩上有五颗星，

还有一个小孩。在他的花瓶里

有五个小孩和一朵玫瑰。他的坦克下面

有五朵玫瑰和五个小孩。

坦克有数不清的枪口。

——夸西姆，《将军的财产—致阿里埃勒·沙龙》

塔哈本人就曾是达维什笔下无家可归，半死不活的逃难者，身后是喷火的坦克，边走边丢下行李。他的家乡萨弗里亚是巴勒斯坦的加利里地区的一个村镇，这里的村民中的文盲数量很大，穷困家庭的小孩子们赤脚上学，最渴望获得的就是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塔哈只读了四年书便辍学谋生，1948年以色列军队攻陷萨弗里亚，十七岁的塔哈和家人成为逃亡的难民。

在历史上，萨弗利亚穷困的村落历来就是多事之地。根据传记作者阿迪娜·霍夫曼的介绍，萨弗里亚在英帝国统治时期曾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穆斯林协会”所在地，一直被视为“阿拉伯恐怖分子和杀手的庇护所”。当地人仰慕的英雄豪杰，都是统治者档案里的通缉犯和亡命徒。比如，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秘密抵抗武装的夸萨姆，就是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传奇。此人原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婚姻登记员，通过串联民族主义者成为“黑手会”的领袖，塔哈的叔辈中曾有人参与了他的组织，导致家人受到牵连。直到今天，哈马斯仍然以这位伊斯兰烈士来命名其军事组织。

同时，萨弗里亚也有文化上的神秘富矿。自二十世纪初期以来，考古学家和圣经学者在这里进行了大量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因为这里是传说中圣母玛利亚的出生地。这里曾经发掘出希腊罗马风格的剧院，早期的基督教堂，以及十字军的遗迹，吸引了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前来参观。在穆斯林的社群里，传统文化同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塔哈的父亲腿有残疾，一生穷苦，但是他拥有较高的智慧和修养，在家族和邻里间中备受尊敬。在类似于乡村文化沙龙的家庭聚会上，他负责煮咖啡，讲故事，诵读经文。

更值得一提的是，阿拉伯的诗歌有强大的延续性，其传统远在伊斯兰时代之前就建立了。人们铭记着阿拉伯的古谚语，“人的美，就在于他舌上的光明。”在古代，以游牧为生的贝多因人的生活方式极端简朴，对精致的艺术形式并没有多少热爱，但对诗歌却非常重视，认为它深深地根植于自己的民族的心灵。贝多因诗人们口头创作的颂歌形式，在当代阿拉伯语诗歌里仍然随处可见。这些流传久远的作品颂扬着传统的品质：战时的勇猛无畏，逆境中的坚忍，锄强扶弱的豪情，对任何来访者和陌生人的友善。塔哈的诗在精神气质上跟它们如出一辙。比如,他在诗里塑造的阿布德·埃尔·哈迪，尽管是个文盲，却有天生的教养：

他这辈子

不能读也不会写。

他一生也没有

砍过一棵树，

没有割断

一头小牛的喉管。

他这辈子都没有

在《纽约时报》背后

说它的坏话，

没有提高嗓门

对任何人讲话，

除了说：

“来啊，请进，

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拒绝。”

——《阿布德·埃尔·哈迪抗击超级霸权》

因为悠久的口头诗歌的传统，即使村夫文盲也受过语言智慧的熏陶。在塔哈小学用的识字课本里，更有这样气息迷人的小诗：

那深色的爱人就是我，

荡漾在杯中没有面纱，

我的芳香来自印度的树木，

我曾远航去过中国。

——《咖啡》

这种四行的小诗颇似绝句，拥有诸多世纪的诗歌浪潮淘洗出的精炼和韵味，它也会以平凡的方式直指自身的高贵：

诗是高贵的，

那里面没有罪过，

诗是灵魂的疗救——

请把它传授给你的孩子。

——诗

塔哈熟知这些诗句，几十年都在做小生意的同时坚持自学和阅读。到了晚年，他对诗的描述是这样的：

诗藏在

某个地方

在词语之夜的背后

在听觉的云朵背后

穿透视力的黑暗……

——《在哪里》

一共花了六十年
我才明白
最好喝的就是水
最有味的是面包
艺术毫无价值
如果它没有把光芒
种植在人们的心底。

——《树枝》

这种轻描淡写的神秘感，朴素的语言中突放的光明，是巴勒斯坦诗歌中很有特色的一路写法，以诗的形式反观诗歌本身，延续了古老传统的高贵，没有把诗歌变成民族主义的喷枪。所以，塔哈这样写1948年的巴以战争：

在1948年
我们拥有一头
高贵的公牛
它的角
跟别的公牛的角一样。
而他们
有一辆普通的拖拉机
它的锁链
跟别的拖拉机的一样！

——《平衡》

当年以色列军队打进村子的那天晚上具体发生了什么，塔哈非常不愿再度回忆。对那种创伤经验的每一次回忆和重述都是追加的内伤。所以，面对传记作者的提问，塔哈非常苦恼。关于这一点，批评家爱德华·萨伊德曾经讲过，巴勒斯坦人的自我叙事往往没有一个整体的结构，他们讲出的经常是破碎的片断，或者有意识表演出来的证言，而讲述者的声音不断地在自身的责任和局限之上磕磕绊绊。

我们知道，其实这种情况也广泛存在于从大屠杀幸存下来的犹太人身上，类似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在越战老兵，伊拉克战争受害者那里也同样存在，其具体病理尚无定论。怎样采访创伤经验是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如何用人道的方式让受害者重现并释放自己的记忆，描绘出当年生死交关的画面，这也是很多研究者仍在探索的领域。此外，当事人/目击者的回忆和证言在公共领域里具有政治意义，他们的可信度，个体视角的独特性和局限性，都必然会引起争议。

塔哈不愿再回到家乡，他去世前每次路过萨弗里亚都会头痛好几天，因为那里的一切都让人无法面对。比起黍离之悲还有更可怕的事情，萨弗里亚被彻底夷平之后，在同一地点建造了犹太人的教堂，有了后来者的家园；让当年被驱逐的人们空对山川，街巷却全不认识，感到时空错乱，极不真实。在塔哈的诗里，萨弗里亚被比作能用任何一种语言来媚笑的妓女，

我们的踪迹全给抹去了，

我们的印象被一扫而光……

只有你的发辫

能像套索一样

把我和这个妓女连起来。

——《龙涎香》

这里的“你”指的是塔哈早年在战乱中失散的未婚妻，表妹阿密拉，诗人一生的缪斯。塔哈等待了她十年，并尝试冒险去黎巴嫩找她，结果阿密拉在难民营里嫁给了别人。再见面的时候，这对少年情侣都已是各自后代的祖父母。而当年的敌人也老了，率领军队首先冲进村子的以色列军官多夫·耶尔米亚，年过九十的时候跟塔哈一起喝过咖啡。

多夫在以色列政治生活里发挥过重大作用，包括乔姆斯基等很多西方学者都是他的回忆录的读者。他认为当年的战争是历史的必然，“这尤其是因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关于大屠杀，问题在于幸存之后我们变得更有人性，还是更缺少人性。结果我们没有做到更有人性，这就是症结所在。”多夫的诚实和同情心让他无法接受以色列军方的一些铁血的做法，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他被逐出了军队，此后一直致力于促进巴以和解的事业。

然而，多夫和塔哈两人的回忆有明显的出入。在塔哈痛苦的诗句里，以色列的飞机投下了炸弹，邻居被当场炸死。但多夫作为当年的指挥官，否认该次战役使用了飞机，他只记得曾有一架伊拉克飞机在村子上空盘旋。如果双方拿不出确切的证据，罗生门的故事必然重演。在罗生门的故事里，几个人物本来就有明显的说谎倾向，而多夫和塔哈都是诚实可敬的长者，这让旁观者更加为难。解密档案提供的解释是，在多夫的步兵进攻前的几小时，以色列军方已经派遣飞机进行轰炸。多夫身为指挥官，只是战争中的一枚棋子，目击者/参与者未必能看到事件的全貌。当阿迪娜·霍夫曼把档案的内容透露给多夫的时候，老人终于认同了巴基斯坦人的说法，他自己的证言是错的。跟据维基百科上的介绍，多夫在2009年总结了他对巴以问题的看法，其字里行间有一种百感交集的，史诗般的悲恸：

我，95岁的萨布拉（生于以色列的犹太人），曾耕种这片土地，植树造房，生养儿孙，以至曾孙，也为以色列的建立而流过血，在此宣布：我弃绝已经失败的复国主义信仰，我不会再忠于犹太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和它疯狂的理想，我不会再唱国歌，我仍会肃立默哀，但只是为了双方在战争中死去的人们，我心碎地看着以色列走向自杀，看着其中我养育的三代子孙。

保罗·利科在《记忆，历史，遗忘》一书中曾指出，可信的见证者必须有能力在时间的流逝中坚持他的证言，这种坚定性让证言类似于需要信守的承诺。多夫率队打进村子的时候，遭受过轰炸的村民已经一片混乱，这也是他们没有遇到多少抵抗的真正原因。他坚持没有动用空军，这是用来验证自己证言的关键细节，这种证据一旦被证明是假的，结果类似于无法兑现多年的承诺。利科也提醒过，见证者眼中最严重的打击，在旁观者那里未必有多少重要性。塔哈记得最清楚的是他母亲惊惶的眼神，残疾的父亲急忙拿起拐杖，本能地护住自己的孩子的邻居，家养的山羊四处逃窜——它们给少年塔哈造成的创伤经验，除了文学和想象性的手段以外，很难找到合适的表达渠道。

当年一起捉迷藏的小伙伴夸西姆无比聪明，最会骗人，他到底能不能躲过乱飞的弹片呢？这是塔哈在诗里最关心的问题:

你结婚了吗？

有自己的帐篷

自己的孩子了吗？

你去过麦加吗？

还是他们在锡山脚下

把你杀死了……

没有人看到你

藏起你的尸体，

所以没有人

会看见你，

没有尘世的微风

吹过你身上的一根骨头，

你手上的一根指头

甚至一只也许能合适你的

鞋子，夸西姆

你骗过了他们。

——《欺骗杀人犯》

塔哈所说的，“灭绝面包，杀死盐”的战争一再发生。多夫也感到，扔在难民营的炸弹的数量之多，让人想起世界大战。新一代的孩子们迎来的是跟夸西姆类似的命运。

小萨博尔的胸前

一朵温暖的红在流淌，

好似来自一只鸽子。

但泽伊娜波没有落下来，

难民营里有好多人看见

她飞起来了，越来越高……

一只燕子退回了

七重天里的层云，

消逝了。

——《萨博尔和泽伊娜波升天》

塔哈说，离开家园的那天，他们并没有哭泣，因为当时不知道一走就再难回来。塔哈在黎巴嫩当了一段时间的难民，次年回到拿撒勒定居，开始白手起家。他白天谋生，晚上回家读书并学习诗歌。在他父亲死后，诗歌成为他与父亲的精神之间持续交谈的方式。塔哈曾讲过一个故事，关于他父亲的临终遗言：

塔哈，我的儿子，你要听好。我有三个愿望，给我的三个孩子，给你，费塞尔，和阿明。”我问，“父亲啊，你要留给我，费塞尔，和阿明什么愿望？”他说，“希望费塞尔还清所有债务，阿明娶个妻子，对你我想不出什么希望……你的志向太远大了。”

塔哈的志向是写诗，在阿拉伯世界里这是至高无上的事业。尤其是在民族危机最严重的年代里，诗歌提供了传播最快，最能凝聚人心的形式，诗人成为政治斗士和精神领袖。达维什，夸西姆等人都是万众瞩目的明星，他们树起的“抵抗诗歌”的大旗鼓荡起了无数读者心中燃烧的激情。塔哈周围也有不少诗人和作家，在政治和文学上都成了大人物，其各自的命运起伏，可以写成一代名流的精神史。比如，有天才之誉的拉希德·侯赛因，他比达维什更早成为诗歌明星，后来跟犹太女友一起远赴美国，并在那里潦倒而死。多年以后，很多人也开始反思政治与文学的纠结关系。作家艾米尔·哈毕比曾有个诙谐的比喻，同时从事这两者就好比“在一只胳膊下夹着两个西瓜。”

比起同代人，达维什的诗歌和政治生涯都更为复杂，他作为巴勒斯坦诗歌的标志人物，已经成为当代神话。很多西方读者都会不自觉地把塔哈跟达维什比较，时而把他们的差异绝对化，时而用他们来区分自己的趣味。从世界文学的角度看，这代诗人的背后有一群强大的国际政治诗人的推动力。我们很容易辨认出聂鲁达，马雅科夫斯基，阿拉贡，希克梅特等人的影响。在更深一步的阅读中，读者则会发现一些错综复杂如地下蚁城般的诗歌谱系。巴勒斯坦诗人对异域诗歌资源的热烈渴求，决不亚于当代中国诗人，塔哈的书架上就有中国诗歌的英译。在以色列诗人与巴勒斯坦诗人之间，也存在着密切的交流和竞争，有时推动了两种文化的和解，有时则爆发激烈的冲突。比如，当以色列作家质问巴勒斯坦同行，“你蹩脚的希伯来语是哪里学来的？”回答是，“你们的监狱。”

诗人塔哈·穆哈麦德·阿里作品

塔哈是怎样成为一位诗人的呢，他给英译者加布里尔·列文讲了一个故事。他多年前在犹太的大教堂外面卖橄榄木制成的小骆驼。一个好友来他的店里，他就读一首昨天写的诗，为了让朋友每天都来听，他每次都送给对方一个小骆驼。日复一日，给出的越多，他写的也越多。有一天塔哈宣布，萨特访问拿撒勒，自己被邀请去欢迎萨特并有交谈的机会。朋友不以为然地说，那又怎样，你不是还见过阿瑟·米勒吗，米勒跟诗有什么关系，萨特也不是诗人？就算这个法国存在主义者，还有那个梦露的前夫也写过诗，这跟我来听你的胡话有关系吗？于是，他们的木头骆驼与诗的交易继续了下去……

有一天塔哈问道，你觉得希伯来语诗人内坦·扎赫和他漂亮的胡子怎样，他昨天来我店里买了一个木头骆驼。朋友回答，在你和那位伟大的诗人之间，我看不到任何联系。塔哈只好继续他们的交易。直到有一天，他的诗跟扎赫的诗在同一个杂志上发表了。他的朋友也终于向他挑明，长期以来他都在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激励塔哈写诗，并把所有拿走的骆驼都还给了塔哈。

这是塔哈的讲述方式，这是有萨特，米勒和扎赫的《天方夜谭》。现实中的巴勒斯坦文化界诗人林立，派别众多。塔哈获得世界声誉有一定的巧合的成分。加布里尔·列文和另一位译者彼德·科尔很偶然地看到他朗诵，被他不凡的气度吸引，后来决定翻译一些他的诗歌。科尔是一位相当杰出的诗人学者，他翻译的诗集《诗歌之梦》重现了西班牙的犹太诗人们的辉煌事业，哈罗德·布鲁姆为其撰写长篇评论，盛赞这些诗歌的价值堪比西班牙黄金时代的诸位大家。科尔的妻子就是为塔哈作传的犹太女作家阿迪娜·霍夫曼。

《纽约时报》上的书评说阿迪娜写的冗长单调，经常走题打断叙事。这个说法表面上有一定道理，这本书不是那种可以一气读完的传记作品，需要花时间琢磨其中的一些细节和四处穿插的背景信息。应该说，阿迪娜本来就没有想照畅销书的模式把书写的流畅有趣。在她写书的同时，街上的公共汽车被炸毁，邻居在诅咒阿拉伯人是野兽。

作者本人带着困惑，痛苦和希望去写这本书，并试图重建历史与记忆，这不是一个简单愉快的使命，也要求读者有理解的同情，重读的诚意。这部传记名为《我的幸福，跟幸福没有任何关系》，取自塔哈的一首诗：

狩猎爱好者，

刚开始寻找猎物的新手：

不要把你的来复枪

对准我的幸福，

它不值

你的子弹钱，

（你别浪费了）。

它在你眼中那么敏捷

那么美好，

像小鹿一样

到处乱窜，

像鹧鸪鸟。

相信我：

我的幸福跟幸福

没有任何关系。

——《警告》

自比猎物的塔哈，1997年在耶路撒冷朗诵的时候讲了另一个故事。1941年，塔哈的母亲在家里发现了老鼠，她让塔哈去买一个老鼠夹。商店老板卖给塔哈一只老式的鼠夹，只有在希伯伦才有人会做。当夜塔哈听到一声脆响，鼠夹捕到了一只绿眼睛，腹部白如棉花的老鼠。塔哈说，那是世上最好看的小老鼠。50多年后，塔哈的妻子又在家里发现了老鼠，他在拿撒勒怎么也买不到那种鼠夹了，人们告诉它在希伯伦还有人会做，但那里已经属于西岸。后来塔哈受邀去希伯伦朗诵，顺便买到一个，卖主是当年的商店老板的儿子。当夜同一时间，咔塔一声过后，塔哈又看到了同样的小老鼠，眼睛闪着绿光，腹部洁白如棉花。这是一个巧妙构思出来的故事，列文觉得塔哈是用他的语言捕到听众。但这也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小老鼠临死前的美是难以用寓言解释的，听众的笑声，巧合带来的愉悦，也暗含着不同命运中的人对悲剧的漠然。塔哈讲述的自己的故事，就像独具魅力的木偶剧，用简单的线条，随手点染飘动的色彩，反衬出历史与现实中慌乱奔突的混沌，血海与危城上空失忆的空白。

或者，诗歌本身就是那个重临刑场的小老鼠，它也是复活的记忆，付出的代价是用隐喻之光照亮并放大绝望。塔哈晚年诗歌的主题之一就是排练死亡，体会渐渐死去的感觉。诗歌在他正式停止心跳之前，每每替他去死。塔哈说，如果自己死了，体内最先腐烂的一定是内心的仇恨。这是他的诗高于很多同时代抗议诗人的地方，他从不掩饰愤怒，但他总是全力遏止愤怒演变成仇恨。在塔哈的世界里，诗歌是幸存者自我拯救的艺术，也是一种自我提升的日常实践。

学者乔纳森·里尔在《极端的希望》一书里曾提出一种特殊的精神状况，当一种文化遭受了毁灭性的重创，过去的意义发生机制突然失效，基本叙事都会成为无比困难的事情。在对未来没有任何把握的情况下，人们会被刺激出一种极端的希望。比如，印第安人会派自己的酋长去荒野的风雨中接受神灵的启示，他们在梦中看到的异像，最终用来改变民族传统和伦理，进而在绝境中求生存。达维什的很多诗作都有这样的意味，他明白自己承担了这样的巨大责任，也很清楚这种极端的神话会带来诗人精神中难以测度的深渊。尽管达维什已经成为神话，在他生前死后，他的作品都没有停转，其遗产仍然有待于后来者的开掘。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阅读塔哈会有另一种重要的意义，他赋予了“极端的希望”另一种别具魅力的表达，重现了已经毁灭的乡村日常生活，让故土的牲畜，乡间的野花提供新的启示。

与他们相比，我们的朦胧诗人显得有些力怯，他们的口号在文革三十年后，听上去就像停电的赌场里投掷骰子的声音，充满投机的意味，却又非常无谓。最近读到北岛的所谓长诗的一部分，感觉那就是过期的矿泉水里扔了一副假牙。诗人可以当文化英雄，政治斗士，并进行文化表演，甚至把表演变成塑造新的意义的神圣仪式，这些做法本身并无问题。聂鲁达或达维什这样的诗人就没有回避这些，问题在于你真正相信吗，在深入反省之后仍然愿意为之倾注心血吗，如果自己在锤炼诗艺上花的功夫不够，改写几句策兰会有什么用呢？是否去当一个国际文化名流，这经常并不是诗人事先能选择的，这种身份有时候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检验诗人真正的品质。没有所谓国际诗坛，我们也看不到塔哈的诗，但他仍然是一个无名的好诗人；有了国际诗坛，我们也看到了不少出口转内销的著名诗人逐渐放弃了提升自身的希望。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当代诗人写不过巴勒斯坦人，事实绝非如此；而是说当代曾经起过一些“启蒙”作用的诗人，在拒绝自我启蒙的方面树立了尴尬的形象，让读者不得不对这些人的巴勒斯坦同行另眼相看。

塔哈在世界范围内的声誉，也许是一个有准备的小概率事件。塔哈的译者中还有一位亚哈亚•西贾兹，其人精通阿拉伯与和希伯来语，他的帮助让列文和科尔的译文更加可靠。但作为读者，我们仍然难以拒绝一个猜测的诱惑：原文中的塔哈是否更有分量。塔哈使用的语言，是阿拉伯传统的书面语言，其中夹杂着受到高等文化人歧视的白话成分；据说相比达维什等人，他的语言中有更多粗砺的质感，但在翻译中这是很难看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锦葵花，小羊羔的意象，但我们能听到多少那背后原生的土语的音色呢？不管怎样，塔哈诗中的生机和能量，在翻译中仍然能够搏动如星，让他已经毁灭的邻居扎米尔，带领他的小羊迎来明晃晃的希望：

这些新来的小羊，
给札米尔和他的妻子们的心
充满稀有的，轻飘飘的光华；
它们呵暖他们的精神，象天鹅绒
轻柔地涌进他们家，
羊圈和小路上，
给储藏室洒下香水。

那愉悦从未局限于
他的妻子们；
那开心从未仅留给
那金色，大眼睛，
长毛，心灵闪着金光的
大马士革母羊；
那快活决不只属于札米尔，
我爸爸的表弟，我们在萨夫里亚的邻居。
明晃晃的，带着希望的欢乐
播撒在人民之上，
村落之上，
象今年的第一场雨水。

——《札米尔的小山羊》